前些年关于纪实摄影，关于报道摄影，大家严肃来谈这个问题，事实上参与其中众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很大程度上是模仿、学习、借鉴西方摄影师的结果，我们琅琅上口西方纪实摄影大家，纪实摄影师，他们的书籍，我们无论多么穷都买下来摆在床头，天天翻阅。我们今天的影像实践，年轻一代的影像实践，他们有没有学习的目标？有没有学习的对象？或者说有多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内心？是自己深思熟虑思考的结果？还是有一些学习、借鉴、模仿，甚至抄袭的结果？这同样是一个问题。这段时间我比较了一下，近些年来同日本、韩国摄影师交流的他们给我的材料，有些材料我甚至没有打开，因为寄过来一些日本、韩国摄影师的状况。我做了一个比较，有一个结论，我们今天摄影探索中间，有一些状况和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日本、韩国年轻一代摄影师的探索，有非常相似的成分在里面，包括对传统元素的借用、挪用，东方元素的挪用，我不知道我这个结论是不是有偏颇？或者是不是得到在座一些年轻摄影师的认可？我翻阅了上百本日本、韩国各类的摄影资料，1923年的时候出版家张元济就说过一句话，中国人所做的摄影，所谈论的摄影，从所说的言语、话语到所做的状态，那么全部来自西方，全部来自东洋，我们今天有关我们的摄影，走出这么一个状况的话，我们的摄影有多少非常自觉的状况？而这种自觉的状况在面临西方摄影170年，西方很多前面的大师，包括近邻的日本、韩国摄影实践上的先行者，一些前辈们，我们如何自处？如何处人？当年中国的历史，大炮打进来的时候，我们如何自处？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如果处人？又如何面对他人来展示自己的东西？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非常强烈能感受到这种状态，放到中国摄影的历程里面来看，摄影传入中国，中国人最早把摄影，把照相机这样一个西方现代性的工具作为我们自觉的传达，对世界传达，对世界认知的工具，放到这样的历程里来看，比如说从清朝的宫廷里，从慈禧运用政治影像，那个时候中国驻法的于西林（音译）在故宫里照相，那是大清的政治家对摄影主动的运用，到袁世凯对图象的运用，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甚至到我们今天政治领袖对影像的运用，在这样的一个逻辑里，实际上这些都是作为我们中国人对于影像主动的运用，当然这是政治运用，是一个影响很多人生活的运用。到二、三十年代，我们的文化精英们，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康有为这些人，把西方现代性的工具，把照相机这样的工具纳入到传统文化传宗接代的工具，美化人生，陶冶情操，消遣的工具，这样的一些传统，当这些传统遭遇到国仇家难的时候，这种传统肯定会遭到批判，这个时候人们强调有力的作品，强调国防摄影，强调摄影作为一种武器。但是摄影到了1956年以后进入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语言的转向，到了八十年代，纪实摄影、报道摄影显然是对这种现象的反叛，在这种状况下，这种反叛、反动当然不可能完全脱离于原来的元素，在这种状况下一直走到近些年，我们新的语言是不是呈现新的面貌和状况？我们如何来理解今天关于所谓新锐摄影价值的判断？我想从我个人来说，依然是在观察、判断的话题。这一期给《中国摄影》杂志写的文章，我有一次在北京胡同墙上的垃圾堆里看到歪歪扭扭的一句话，“如果花开，我会感激；如果分开，我会忘记”，当然来自一首歌词，也不是原创，对于美的摄影现象，如果花开，我会感激，如果分开，我会忘记，是不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这种状态？
对不起，我刚才的开场白太长了，今天大家畅所欲言。原来我还准备在主持的过程中有一个想法，王郑生先生不在，上次在平遥摄影节的时候，海杰他们主持的活动，摄影新锐的幻灯展示，当时有这么一句话，“下面我们展示一下作为被摄影批评家身份所掩盖的新锐摄影师顾铮先生的摄影作品”，所以新锐无老幼，我刚才说王郑生被官员身份所掩盖的前北大才子，对摄影新锐之什么，他今天不在，所以这个话题就不存在了。下面怎么开始？今天还想听听各位年轻朋友们的发言。
我对于近年来影像新实践的判断、认知，我觉得它呈现了几个特点，比如说价值的含混，道德制高点的模糊，还有非叙事性，甚至无逻辑、娱乐化，消遣、唯美的特点。我的结论是什么？事实上这种探索，感动我的，或者震动我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身处这个年代文化道德状况的反映，原来铿锵有力的表述今天不存在了，或者今天不主流了，为什么不存在、不主流？如果我今天这么一个场合这么注重语音？孙京涛先生没在，我模仿他的胶东口音，关于TOP20的肯定不像，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场合，听到一个人在声嘶力竭地在讲话，或者是在念他的发言稿，而他讲的那套东西非常正确，毫无漏洞，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曾几何时，在革命的年代、战争的年代、运动的年代，它是主流的一种语音，甚至语速，这样一种表达方式，那种情况下，至少像傅拥军先生这样的讲话肯定不流行、不主流，但今天可能成为非常主流的音调、语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