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长江：刚才你说的我也同意，我有时候说话比较大，可能人的性格比较容易激动，所以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克制和自醒。另外我想补充一下，刘树勇老师现在不在，我等了他很久了，刘树勇说的我也受益匪浅，实际上我和他的观点最一致，出于某种担心我也提醒一下，在北京评选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两个人一起抽烟，谈得像知音一样的感觉。他刚才谈的很多我感觉很对，但是有两点要保留，一是关于革命和新旧的几句话，其实在座的人肯定没有太多的革命意识，或者说新旧的意识，我是肯定没有的。可能我刚才有些话会让人误会我有一种革命意识，其实没有的，曾翰说的话，我发现从瓶窑开始，高波他们有革命、颠覆的意识，但事实上从十几年以前，我们去瓶窑开始就确实没有革命意识，只不过是展示自己。所以现在摄影师无论放在革命，还是更新换代、新与旧里面言说，包括纪实摄影，我也不是否定的，因为没有多少人像我这样，对纪实摄影怀有巨大的感情，因为我们成为把它当成生命的一部分，现在也是这样。我们说到纪实，主要是感觉到现在的纪实缺乏一种诚恳，我想起来，刚才刘树勇老师也提到任曙林，其实我们也可以把他推荐到这里来，因为他在80年代确实有一种罕见的热爱、诚恳，摄影师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从他的作品里我看出一种爱来，而不是摄影师的身份。另外提到一个人是晋永权，我一直觉得晋永权的纪实摄影，而且晋永权后来添加了很多东西，我们作为读者就有福气了。另外还有一个人是骆丹，《318国道》和《南方北方》，那难道不是纪实摄影吗？我就说这么多。
李宇宁：大家好，我是李宇宁，这里唯一的军人。要说的很少，我现在还在部队。这次参加展览，我没想到自己能入选，因为我拍的照片在我的生活环境看来，以我们的标准评判完全是一般的照片，只是我自己的爱好而已。不管有没有用，我还是要拍下去。谢谢！
曾璜：今天虽然是谈史，我把史的东西再稍微提一下。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了解中国最早的观念摄影展览，是刘树勇老师办的，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知道？1997年在北京剧院，我们都去看了，坦率地说挺不吸引的。比它更早的时候，深圳几个人叫“W”，北京几个人叫“M”，北京的几个人有孙京涛、晋永权、刘铮，还有袁东平，他们六个人，他们当时叫我参加，因为他们都是自由的，我不方便，但是我说我会支持你们去做。现在看来他们这些人，包括深圳的，他们现在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我也想说一下，今天听晋永权说话的时候，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十几年前《中国摄影报》的，我建议把今天晋永权说的话全发表了，让他十年前再看一看。十年前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班毕业的时候，在北京举行研讨会，我记得请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我，一个是陈小波，还有一个人，和研究生对谈，发表在《中国摄影报》上。我当时听其他人说话的时候，觉得怎么那么老朽？就和我今天听晋永权说话的感觉，我觉得晋永权今天说话有一点老朽，虽然还比我还年轻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