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儿作品，他说：“普通人眼中的坏女人,就是我眼中的好女人”
这是我考量别人的作品时心里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当编辑们做一个选题时，我总是问他们有没有“由头”。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选题，而且是在“此时此刻”做这样的一个选题？他们回答：哦，因为明天是约翰-列侬多少周年纪念日；我们正在经历月全食……那么，好，执行吧。
拍照片需要理由吗？如果我们这样问的话，那么那些手持相机，并试图获得快乐的人必然要报以怒色，他们似乎从没想过这些事情。但从摄影术诞生的那天起，摄影就决定了摄影必然要面对人与世界的关系。
“摄影如奇遇”。这个奇遇一定是以时间为标记，奇妙地发生。
南•戈尔丁曾经自拍被男友暴打瘀青的脸，是源于女性的反抗意识；戴安•阿勃丝之所以拍那些侏儒、变性人和畸形人，与她出生于优裕家庭所携带的那份孤独感不无关系，她通过作品与他们建立关系，进行交流。
以搭建场景进行“造相”而著称的艺术家贝尔纳•弗孔，用人造模特儿来大量拍摄儿童嬉戏场景，这是源于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与向往，他在自述第一张“造相”作品诞生时如此说：“在1976年的春天，第一个影像基本形成了，在我房间一个墙角，一个真的戴着金色头发的头亲吻着一个模特儿的头，透过一束假花”，这显得魅幻又真实。而他在结束了自己的摆拍生涯时又如此说：“我20年的重新拾回的天堂，为了证明这所谓的第二个天堂及摄影的天堂，这个在童年遗失的天堂，现在也丢掉了。”此刻，摄影于弗孔，就是为自己生命给出一个理由，用它来获取对童年丰杂岁月的惦念与再现。
有理由，而且是内心生发，不可不说，直至水到渠成。就像地下室之于简•索德克，阳子之于荒木经惟，“坏女人”之于张海儿，西海固之于王征，三峡之于颜长江，同性恋之于韩超，左手之于右手，柔情之于爱怜。
某种程度上，理由就是血缘和命运，这血缘和命运百转千回，扭捏酝酿，直至灵魂附体，没有血缘的介入就是干涉，有了血缘，那命运就是自己的。
我们不妨提更多的问题给自己，比如说，为什么别的地方好好的不拍，你偏偏来拍新疆？或者西藏，或者西海固，或者坝上，或者其他地方？这个地方与你什么关系？你了解那些人吗？你得到了什么？你的表达与那个地方距离有多远？你真正地感知过那个地方吗？
换个角度，假如我们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翻开拍摄的那些与我们没有多大关系的照片，我们努力去寻找大脑中那些能与照片联系起来的东西，但觉得吃力，并且不是滋味，那么，这个时候，快乐就只是个简单的幻觉。每一个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因缘际会造成相识，而从陌生人到相熟，中间隔着的，就是理由。
摄影，未尝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