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活熊取胆”，就可以怎么看待冯立的这些影像所呈现的内容。这样的比喻并不为过。
除去暴烈的事实外壳，将目光引向影像所昭示的旁若无人的“私下”状态，冯立的摄影作品也是凶猛异常的。反过来说，再从这种“私下”状态中观察那些去表象暴烈化的人物影像，在内部，他们依然存活着浓厚的暴烈性。
冯立作品
大部分看过冯立作品的人，都惊讶于这部作品里所释放的“凶相”：一种脱离常态的茫然、乖戾和丑陋。作品表象所暗示的黑色气息令人畏惧和不快，作者无意于这种影像采集带来的幻象(至少在部分还抱有美好幻想的观众那里，这种幻象是存在的，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是真的)，而是将直接的瞬间侵入式的拍摄行为带到作品表达中来：不管是大街上提着自行车铁锁打架的人，还是在树背后让和尚算命的西装男子，抑或是受伤包扎后的人，冯立统统让他们暴露在他的闪光灯下。
这些作品是成都摄影师冯立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碰到，并擦肩而过，打着闪光灯按下快门拍完走人的结果。我一度好奇的是，一个工作在体制之内，工作日面临规训，但又生活安稳的公务员，在成都这个号称中国最安逸的都市里，他占据着目前最为充足的话语资源，为何又主动沉降，打破稳定性，混迹于熙攘人流之间，面临不无危险的病态的被摄体，在闪光划过之间，迅速地按下快门?我们不得不在他的成长经历、生活经验、阅读喜好以及观看体验中画上更多的问号，以使这一切显得合理。是否存在一种神授的通道给予摄影师以便利，使得他在平庸的生活之中，发现并摄入那些神秘的显影?这些疑惑还有待于在作品和摄影师之间做出回答。
冯立作品
曾经以拍摄犯罪和暴力著称的美国摄影家维吉(Weegee)在上世纪就使用闪光灯拍摄，即使在白天，也不放弃打闪光灯。荒木经惟曾一度喜欢打着闪光灯进行拍摄，但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说：“闪光灯辜负了摄影师与被摄者之间的信任”。
作为一种惊魂的工具，闪光灯对于被摄主体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息，带着警示与震慑。作为一种榨取性的拍摄行为，闪光灯的使用将被拍摄主体从社会秩序所需要的伪装和表演的面具中惊动，使他们暂时性处于无意识状态。这样的拍摄结果，常常表现出惊愕、梦靥、呆滞等表情，关于这样的拍摄伦理也是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
但冯立的重点并非在此，他让这种意识的失控发生在闪光灯打开之前，也就是说，他偶遇了那些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凶相，并同时打开闪光灯。学过中医针灸专业的冯立，此刻将人作为一种俯拾皆是的临床病例，置于闪光灯发出的强光中，这就是一次诊断，作品就是摄影师所需要的“病理切片”，摄影师得找准病穴，以其精确的手法，将诊治的灵光划向人性的幽暗面。在冯立的视觉里，他不大在意技术上的考究，这点值得庆幸，因为他没有受到中国当下视觉习惯性的污染，而是以感性和知觉对自己的拍摄发出指令。
对于这样的作品，我们在感官上会觉得太狠，但是冯立不承认是自己给予这“狠”注入了力度，而是“狠的是现实”，这些情景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但在作品完成那一刻，突然具有了陌生化效果。这种观看的意外，似乎是一个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共同命题。
冯立作品
在冯立的部分作品中，我曾一度发现马丁-帕尔式的幽默点位和怪诞效果，但这种闪念似乎在作品里得不到密集的验证，即便是冯立的作品中不乏令人开怀的场景，但他直指人性的锋芒与质疑，散发着失望与悲观，与马丁-帕尔的一贯冷嘲热讽的消费社会景观有本质区别。
不得不承认，冯立在对于瞬间画面的果断截取活动中，毫不留情地展示了被拍摄主体的残缺：看上去逼人的眼神，肢体臃肿的人，公然暴露的隐秘，不加掩饰的癖好以及某种“精神上的疾患”(苏珊•桑塔格语)。在这个层面，冯立的拍摄取向与戴安•阿勃丝有着某种呼应。
冯立作品
冯立作品
他通过一种焦虑的影像质疑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和感受的平稳的日常性，那些侥幸被我们感知并确定的标准状态不得不再次回到运动着的“焦虑”状态。他由此公开了此时人与人、人与物之间随时都存在的紧张关系。同时，经由强光提炼的人与物具有了戏剧性。
冯立作品
从惯常的认识来说，呈现暴烈现场的未必是多有胆气的人，也可能是内向羞涩的。照片替代摄影师身先士卒，来传达一个疑问的过程。这也是冯立作品让人产生浓厚兴趣的地方，它一再提示我们，在跟随照片进入世界之时，我们不得不抽出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转身——
摄影师本人到底是怎样的内心结构?一旦闪光灯开启的白夜降临到自我的世界时，他该如何面对?
